——————————————————————————————————————————
“1756年我在刊物上看到亨德尔最新的画像，由tas hudson所绘制。尽管年事已高，他还是那么健硕，神情与早年一样辨识度极高。他的桌子上摆放着弥赛亚的手稿，而他望着观众。”泰勒曼回忆道，“然而每个注意到他那涣散眼神的人都不由得感到心痛——可怜的作曲家在全然的黑暗中已经生活了多年。1758年他接受了那位江湖郎中joaylor的眼科手术，”泰勒曼哀叹道，“倘若那时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个消息该多好！我如何都会尽我全力阻止这次手术的发生！我如何才会忘记，6年前的1750年，我可怜的老朋友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被这位赤脚医生的花言巧语所唬惑，满怀着复明的希望接受手术——然而手术不仅没有让老巴赫的视力好转，手术的并发症使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几个月以后，他在莱比锡的家中去世。如今我另一位可怜的老朋友亨德尔也被哄惑……八月二十四号，joaylor报告对亨德尔的手术成功，然而很快被证明这是骗局。”
“讽刺的是，这位joaylor‘医生’晚年在眼盲中度过，并在贫困中死去。”维瓦尔第安慰道。
泰勒曼感慨片刻，继续说道，“但至少从外界看来，亨德尔的健康并没有因此特别受影响。从1751年到1758年，他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各种挽救他视力的方法，但每一次都果不其然地最后以失败告终。或许他早已经知道命运的安排，只是依旧倔强地不肯放弃。1759年4月6日，他出席弥赛亚当年乐季最后一场演出；7日，报纸报道他即将照例去英国巴斯疗养。”
——————————————————————————————————————————
然而亨德尔终究是过于虚弱而无法成行。一周以后，也就是1759年4月14日，他死在了伦敦的家中。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有6年无法上台指挥，7年无法创作任何新作品，8年生活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最后的时刻，陪伴在他身边的是jah先生，一个居住在亨德尔家附近的香水商人。在亨德尔最后的几年中，h先生的香薰一直安抚着这个旅居海外五十余年的孤苦伶仃之人，让病人躺卧的房间尽可能充满愉快的香氛。
——————————————————————————————————————————
“周遭的好友一个连接一个死去，我也知道我时日无多。巴赫1750年，皮森德尔1755年，亨德尔1759年，格劳普纳（er）1760年。”泰勒曼回忆道，“亨德尔死后，我依旧照例耕耘我的花园。当年他赠予我的植物，已经郁郁葱葱。麦克尔也长大了，那时他15、16岁，正是我当时结识那个赠予我鲜花的人的年纪。我看着年轻的麦克尔，他对音乐充满着热情，多么像当年的我。这一切仿佛就如同轮回。唯一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帮助我从自暴自弃的绝望道路上挽救回来的人，再也不在了。有的时候我仍默念着60年前，在哈雷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阅读的诗篇第六篇……‘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我因憂愁眼睛乾癟，又因我一切的敵人眼睛昏花’……然而再也没有人来鼓励我坚持祷告。”
“我比起巴洛克晚期的任何一位作曲家都要活得长久。巴赫去世后，这个时代已然结束。亨德尔死后，我虽然还在呼吸，然而我却感到我的一切都不再属于这个尘世。1740年以后我基本不再怎么作曲，只是与晚辈们的联系让我有时觉得我依旧与这个世界有所联系。1765年，当我完成《艾诺》康塔塔后，仿佛艾诺，我感觉我也要投入海洋静谧的怀抱之中。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埃尔，正值青年的小巴赫，常常与我家麦克尔来信，商量着接替我汉堡乐长一职的事宜。我已生无可恋。”
“1767年的6月，我的胸腔剧烈疼痛。我一笑而之，因为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惦记着花园里的那些花儿，它们的故国主人最后的旋律常常在我脑中回响，那是1757年的春天，亨德尔的清唱剧《时间与真理的胜利》首演，其中美神的诀别……”
守护天使请护卫我，
美德的道路请引导我，
当我告别尘世前往天国。
此世间再也无法欺骗我，
也不再有无端的激情悲恸我，
一切归于信仰、希望与爱。
1767年6月25日夜，86岁的泰勒曼在汉堡家中逝世。他的教子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埃尔·巴赫接任了他在汉堡的职务。他的孙子格奥尔格·麦克尔前往拉托维亚的里加大教堂担任乐团指挥，在那里，麦克尔上演了他祖父的21部受难曲，被认为是他祖父音乐的守卫者。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好友虽不特别多，却也不少。然而，说到底，我却最为珍惜我和亨德尔的友谊，即便在我们人生的绝大部分时
喜欢巴洛克手记：花与二重奏请大家收藏：(m.sebook.win),末日代码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