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也正因如此，我偏偏想要帮助崔明德，帮她做到人臣的极限，不但在有我支持时钧衡天下，哪怕在我身后，也能执天下女人之牛耳，为之绸缪计划。
自从冯永昌的罪状坐实以后，我便常常在思考我所谓的“理想”到底该向何处去。冯永昌的为人我已颇为了解，想起时也时常敲打。我曾想他不过小打小闹地贪污些，或是仗着权势作些威福，可事实是他不但吞没了慈善堂的大量款项，打通了上上下下一整条通道，还做出以阉宦之身强娶民女这样的事——这些事，与我的初衷根本背道而驰。
慈善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不成熟的试验，尚且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不敢想象，在我所看不见的地方，我所经手的这么多事业，真能落到我的“理想”上，甚至只是真正于民于国有利的，真正能有几处。
我认真地盘算过我想做的事所牵涉的那些人们。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比冯永昌要更有道德和底线，但就算如此，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我的理想之间，也总有不小的差距。
在上层，我的身边固然团结着一群人，每人也都为这件事筹划着，但她们所注重的，与我所注重的，绝非同一件事。好像崔明德，若我不提出女人社改革的事，她也绝不会主动提出这些，反而会给我种种权术建议，教我如何清除政敌。若我提出这件事，她固然也乐于承担，说不定还因此更愿意与我亲近，但是说到底，这些事终不会是她的主要事业。
在下层，万万生民早已习惯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风俗，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权、平等，甚至都不会是读书或做官之类，他们所指望的，不过是温饱二字。括户的结果出来，我大周九成以上民人都靠种地过活，这些农民所能许下的心愿，或是今年多收了三五斗米，或是明朝织布时多匀出几尺，做件体面的衣裳，若是赋税少一些，顿顿能多吃几碗粟米，多加一碟菜，或是逢年过节，官府赐些酒肉，集市里胡人演一场好看的戏目，寺庙里高僧讲一场精彩的半故事半教化的变文，那便是最值得称道的好事了，至于当今皇帝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当官的到底是他们选出来的还是上面任命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如隔着浓雾看见的远山山尖，既懵懂又遥远。
在上下两层之中，真正去为我做这些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冯永昌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活生生地告诉我，这些夹在中间、得了上面授予的权柄的人，具体是如何施之于下的。如何使我想做的事，真真正正地做到下面去，不南辕北辙，不偷工减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而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渐渐开始困扰着我——我终究只是一个人，就算提出了这样的理想，并且终我一生都在践行它，也不过数十年光阴，而社会的进步和女人地位的提升却绝非区区数十年便可蹴就的。我在时，这些事尚有人一力推动，倘若我不在了，这些事，将由谁来继续？
以我的浅薄才识，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什么万全的计划。但我知道，做成这事的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我的属下们，不该是单纯的“公主党人”，而该是在制度的监督下，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做事的人，我的理想，也不该因我之荣而兴，因我之败而衰，而是在制度的保证下代代相传——或有所修正，但其为人谋福利的宗旨不该改变。
我一人所做的，或许只是一点微小的努力，但若能有千千万万个我这样的微小努力，这世间或能变得比以前更好一点。倘若我这些小小的努力，竟能够为后人之台阶，使得后人可以站在我这前人所铺垫过的地方，看得更高、做得更多，那就更好了。
一整个初春我都在想这些无从与人述说的东西——唯一可与我说这些的人远在汝州，所通笔墨，或多或少都会经母亲的审阅——一面引颈相盼，盼着圣驾与我的阿欢回来。
二月在我乱纷纷的思绪中匆匆而过。三月初，天气回暖，圣驾回銮，守礼与我出城迎接，我与他一般执了鞭，骑了马，在大道两旁陈列仪仗，严阵以待。
圣驾却远比我们要随性得多，母亲着了便服，骑在马上，任人牵着缰，慢悠悠一路行来，在她身后，无论男女，俱乘大马，或着常服，或着便服，五颜六色，甚是绚烂。
人群中最耀眼一人，着紫色常服，骑了青骢马，缓辔近前，远远地便望着我笑。待送圣驾还寝宫，与我向东宫并行的路上，方宽去外袍，展露里面一件窄袖衣裳，对我眨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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