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其一，市场自由化没有绝对，自由化市场如何抵御市场自由化的冲击？如何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市场的自由度？其二，发展中国家到底开放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的开放，整体社会才能承受得了？各个国家的政府应负起基本的责任与寻求基本的知识，唯求能做到适当的持续对市场作出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外开放的问题更是如此。
3、金融自由化与货币管制
自从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学说至今，这一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0代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金融国际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成为一段时期报章刊物上的高频率用语。
而至今日，几乎所有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令人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证金融自由化时都把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的金融开放当成成功的范例来论证。而现在金融危机在这些国家也爆发了，当我们冷静下来深入思考时，有必要研究以下问题：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到底是什麽关系？金融自由化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吗？具备什麽样的条件才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货币—特别是纸币—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它可小到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大到统治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货币问题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20世纪的国际金融实际上是美元金融。当今的国际金融市场格局显然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在这种国际金融市场背景上只能是服从美元为主体的经济。自由化的本质是逐步放弃各国政府对民族经济和金融的各种控制手段，主要利用汇率和利率两种手段调节经济。而开放经济中的汇率和利率，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制度下受制于美元金融或发达国家的金融。
香港的经济有着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最强劲的经济基础和没有债务。然而，近期香港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自由化程度多高的金融市场，也难以避免国际上有组织的国际炒家的损害，而如果象香港这样具有最强劲经济基础、自由度最高的金融市场都可以被这些国际炒家威胁，那么非工业化和新兴市场还有什么希望呢？
目前全球金融风暴愈来愈严重，只有中国的外汇管制政策，最能减少炒家的兴风作浪，成为全球唯一可保护国家金融稳定的灵药。目前全球国家领袖与经济学家、金融家，均十分关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在本国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资本的流出，资本无节制流动带来的汇率高风险。金融危机带来国际范围内的财富再分配，是一场赌注很大的“零和博弈“，但危机带来的经济损失，则主要由被冲击国家承受。国际炒家的变本加厉，不但引起亚洲政界的警惕，甚至连主张金融自由化的一些美国著名学者也开始主张要适当地作出金融市场的控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9月初刚出版的《财富》杂志撰文主张适当的货币管制是有必要的。德拉克(peterdrucker)也指出这些金融狙击手在破坏全球一体化。克鲁格曼在8月26日举行的“亚洲商业预测”座谈会上再次发出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套对亚洲委靡不振的经济已失去效用，亚洲国家必须改变政策，重视外汇的控制。他认为，经济问题出现在货币方面，因此政府应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表示，亚洲国家必须暂时采取中国式的货币管制策略，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在避免影响汇率的情况下调低利率。他说：“我自己很不喜欢我所提出的建议，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的想法也变得非常激进。我想这是帮助亚洲国家渡过危机的最好方法了。”
21世纪即将来临，也许发展中国家应更新以前局限于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思维，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重新探索发展中国家避免金融危机、完善自身金融应变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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