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文家市汇合，紧接着便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部队该往哪里去？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呢，还是后退，向湘南进军？
当时与会者自然不会想到，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不过却明白，这直接关系到目前部队的生死存亡。
身为师长的余洒度，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此时仍是力主进攻。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暴动以来，部队伤亡很大，但我们还有力量，还有一千五百余人。还没有输到不剩一兵一卒嘛！我看还要打，还要进攻。中央、省委不是要我们拿下长沙吗？一次不成，再打！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前委应该再组织力量，打下浏阳，再直捣长沙！”
副师长余贲民有些犹豫，态度也不很明确。不过从他的倾向看，还是主张继续在当地打下去，不大赞成退却。
三团团长苏先骏这时显得神情沮丧，他虽然在浏阳东门失利后提出要继续打长沙，可是此时见到一团、二团的情况，好像没有了主意，只是表示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实在难办……”此时在苏先骏的心中，涌出一股悲观丧气的情绪。
军事总指挥卢德铭，早已成竹在胸，他不急于反驳余洒度，只是明确表示：“我们先听听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按照先听众人的意见再表态的习惯，待大家说完后就明确表示：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难道我们非要等到输尽一兵一卒时才肯罢手？”
余洒度这时又提出，“不打长沙，至少也要先打浏阳！”
毛泽东当即摆出不利情况说：“打狗还要靠面墙，现在，张国威的两个团正在浏阳屯兵守城，还有两个团驻守长寿街，而我们就剩这点血本，难道还要j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客观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跟着变，不变就要吃亏。我们现在最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留下这点革命的种子，以图东山再起！”
听到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一些前委委员也有点感到费解，不正是这位前委书记在起义前传达的方针，要夺取长沙吗？如今怎么带头变了？
其实，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尊重实际的优点。从9月9日到19日这不过10天的光景，毛泽东的头脑便转过了几道弯。
早在“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便提出过“上山”的意见，显然是不主张以弱小的力量去进攻大城市。但是当时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相关领导人却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俄国1917年的时候了”，加上听到一些人激昂的表态，他一度也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于是在8月20日致中央的信中不仅提出要夺取湖南全省，还要“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6）
人的认识不可能始终都是正确的，然而深入实际的人最容易迅速察觉并纠正自己的误差，使主观与客观统一。
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秋收起义虽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但又像一声惊雷轰鸣而去。失败的事实是极其严酷的。三个团刚刚举事就遭挫败，说明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也不要说夺取长沙，就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而且自己的队伍正面临危机，当务之急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如何保存这支队伍。
考虑到以上情况，毛泽东于是在前几天的东门失利后，就提出要停止打长沙，要求部队南撤，避开眼前的强敌。至于撤到哪里，当时还无法确定，不过要向罗霄山脉方向走，总之是要“上山”找有利的地方。
为了使前委们达成共识，不致于在这关键时刻引起矛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很多……
但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的偏远山区”这一见解，顿时使前委委员们感到意外，也感到新鲜。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的则表示赞同。
五、
好在，卢德铭总指挥和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立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撤退的意见。
余洒度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却仍然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却拿不出什么理由，反反复复讲的还是什么“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反攻浏阳，再直取长沙。”
卢德铭说：“金坪之战的实例，已经说明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攻打城市的道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连现在这点兵力都会丧失光。”
余洒度显然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卢德铭两个人的意见和劝告。他仍坚持说道：“金坪之战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这是军事上的大忌。我们现在也同样是这样，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这更证明我们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而退到农村去躲起来，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则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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