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其名著《性史》中反复阐明他关于性压抑假说的看法，旨在推翻人们普遍信以为真的一个神话，即性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禁制，遭到了禁忌、绝迹与缄默的三重压抑。他提出三个严峻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从17世纪开始的性压抑真的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吗？第二个疑问是，权力的机制，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真是压抑性的吗？第三个疑问是，批判压抑的话语是权力机制的对立面还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论点是，从17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中，性不但没有保持缄默，而且早已被人“说烂了”。
“一切关涉到性的东西都必须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语之磨碾磨一遍。”
“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视和盘端出一切涉及自己的性的意念、言语、行为力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
“就性来说，最为喋喋不休、最急不可耐的可能就数我们自己的社会了。”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其实并非自弗洛伊德始，它的产生和弥漫过程开始的要早得多。在20世纪，人们庆贺摆脱了长期的严厉的性压抑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余风。
然而那些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在一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福柯，第11一33、153页）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福柯揭示了性科学与性a艺术的对立，他说：“我们的社会与ara（性a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为自己装备了一种iasexualis（性科学）。……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a艺术是对立的。”他认为，现代西方的人们已经不再能够像古代希腊的人那样从性快感的本身中体验快乐，而只能在忏悔中体验快感了，他称之为“西方人聪明地培育了好几个世纪的‘由分析得到的快感’”：“性活动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快感以及享用快感的美学，而是欲望和净化欲望的解释学。”福柯认为，在这个性的时代，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已经变成了对性的探讨，性能够解释一切：“我们社会的众多特征之一，便是热衷于谈性……对被性的强烈好奇心所驱使，拼命要问出它的究竟，怀着热切的渴望要听它谈、听人谈它，迅速发明各种魔戒想使它放弃谨慎。好像对我们来说，有必要从我们身上这么一小块地方不仅获得快感，而且获得知识，并把握快感与知识之间微妙的转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性，可用来解释一切。”（福柯，第67一77、425页）作为对比，福柯把性a艺术归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把性科学归于西方社会。福柯认为，有两种产生性的真理的过程，“一方面，每个社会——数不胜数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一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a艺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a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福柯，第56一57）在我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估计始终困惑着我：一方面，我感到中国的情况像福柯所说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性a艺术最关心的不是对性行为作正确与错误的划分，而是视性活动为一个整体，更关注于快感的享用和节制；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中国的现状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是每一个人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中国的性状况同现代西方的性状况是很不同的。换言之，我所观察的这个社会同福柯所观察的那个社会差异非常之大。
这种差异仅从表面上看就十分明显：在西方人人都在谈性，而中国的人们还有点“谈性色变”；在西方，性科学（包括各种调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疗）铺天盖地，而在中国，性还基本上囿于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会因为达不到快感去看医生，中国的女人却对同样的问题处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恋经历了从被视为刑事罪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柜橱”的解放运动；在中国，同性恋从未被定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视和嘲笑；在西方，性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国，它却仍旧躲在y暗的角落，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经过反复思索比较，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性的地位在中国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但有像处），也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也有像处），更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最不像），而是一个在独特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形成的东西。作为分析对象，它是一个弗洛伊德、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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