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达摩的父亲也已退休数年，报社的记者还专门找到家来，向他采访当年人民群众抵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这一动人故事。那天达摩的父亲一边兴奋不已地念着那篇文章，一边抹着老泪。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达摩的父亲站在重新挂上的楹联前，指着上面在说什么。这是他老人家七十多年来第一次上报。没想到达摩在一边笑着说，爸，你也不想想，那时有四人帮吗？那个王洪文当时还在上海滩当个虾米保卫干事呢。一番话，弄得老人多少有些扫兴
，嘀咕说，我管他四人帮五人帮呢，这东西保了下来，总是个好事吧？
陶陶斋店堂很大，进门后，迎面一排齐胸高的柜台，黑大理石台面永远擦拭得镜子一样，光可鉴人，上面镶嵌着一排碗口大小的白色大理石，据说是专门给客人察看茶叶的。店堂左右各有一张八仙桌，隔着木窗棂，可以看街景。一道屏风后面，又各有两套茶几座椅。外面是给普通茶客歇脚解渴的。很长时间里，店堂里都设有免费茶水，冲泡好后，倒入一只棕榈包裹的洋瓷桶中，放在一只矮几上，旁边置有一盘白瓷茶盅，墙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茶水免费。屏风里面大都是一些老茶客，一些宾馆酒店政府机关的采购，来了也在里面坐，一样样品过，歇过，聊过，然后再一样样采买。没人的时候，达摩就常常在屏风后读书，渴了，可以喝那免费茶水。
达摩的父亲为儿子的好学苦读欣喜，又觉得长此以往打搅了店里，所以常让达摩帮店里干一些活，搬搬拣拣，或粘粘茶叶袋之类。店里老职工多，卖茶叶又是一桩温和雅致的生意，所以大家都喜爱这个孩子。
解放前，陶陶斋是那种前店后场楼上住家三位一体式的。后院有几间作坊，将购进的新茶再作加工，有些秘技，只有一两个当家师傅才能知道。茶叶店有四层楼，当年在这条街上，也算很气派的。二楼办公，三楼住老板一家和账房先生一家。店里的几个贴心老职工，住四楼，达摩家也在其中。公私合营后，住家的人就从后门上楼了，与公家分开。但对达摩来说，依然方便，下了楼从后街绕到前街，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
11
文革前一两年，一日，达摩正在店堂一角读一本旧杂志，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清癯长者，高个子，穿一身灰色四口袋干部服，不合体，松松垮垮，常洗又从未洗干净的样子，脸庞瘦削，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达摩知道他是一位常客，和店里人都熟，大家叫他卫老师，说是附近一家中学的。那家中学很普通，连一中二中这样的编号都没有，而是以街为名。这样的中学，在达摩看来，该是等而下之的中学，是那些成绩不好或出身很坏的学生才去的地方，所以并未特别注意他。只听大家说，此人有一怪癖，只喝特级香片。香片分六等，特级香片每两两块多钱，可以买五号香片一斤多。那年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只有三五十块钱，不吃不喝也只够买两斤。
多年来，到店里买特级香片的，大家大多熟识，除了前面说的宾馆酒店政府机构，私人买的，无非是些还有点家底的旧时有钱人，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大干部，再就是偶尔买上一点待客的。这位卫老师，从他衣饰打扮看，不像有钱人，每次一两二两地买，也不像有钱人。但是他只要特级香片。几次，店里人对他说，其实，特级与一号差不多，就那茉莉花讲究一点，可价钱便宜一半呢。卫老师只是谦和地笑笑说，天壤之别天壤之别。即便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卫老师也决不降格。父亲说，有一次，这个卫老师身上只有一块多钱，却硬是只要特级香片，结果给他称了五钱。在不知道卫老师身份之前，店里人私下都叫他“特级香片”，猜不出这个怪人究竟是何方神仙。直到有一天，他一个毕业数年的学生在店里碰上他，听他们聊天，才知道是一位中学老师。那个中学隔了陶陶斋几条街，他们附近就有几家茶叶店，不知为何他总要舍近求远，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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