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3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s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3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c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嗐，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3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4张纸呢。”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想的办法是这样：早晨起来后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再上床。我把头发散开——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头发又长又厚——趴在我丈夫身上，再把头发抖落开盖住我们俩的头。在浓密的头发的掩盖下，他口授消息的内容，我呢，伏在丈夫胸脯上记录。这样写起来十分困难，不光是因为要在练习本大小的纸上记录大量的内容，还因为斯拉瓦得不停地上下颠着我，这样才像作爱的样子。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但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大概只顾着惊叹我们作爱的本领吧。三天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满可以把我全身上下搜下遍，但他们没起一点疑心，压根就没想过要搜查我。
那次会面，除了带出政治消息外，我还带回来我们这个儿子。
这机智的策略引起女人们的大笑，奥尔佳说：“这么说你儿子是口授出来的喽？哈，将来他一定像他父母那样有政治头脑……不用着急，孩子长大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和丈夫当初住在单身宿舍时的绝招。”
故事之六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她和丈夫婚后一直没有机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法。
我跟你们讲过我和厂里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唔……他们在红场为我们举行了共青团婚礼。婚后，我和米沙没地方住，东西也没处放——一套咖啡具和床上用品。我们都住在那座单身楼里，只是他住男部，我住女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下班后见面，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要不就到朋友家玩。一切都还好——就只缺一样东西：双人床。我们在公园里拥抱、亲吻直到骨头酸疼、嘴唇红肿，然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宿舍。房管所答应给我们找房子，可他们的话就是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也兑现不了。当时可把我俩苦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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