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格尔和舒拉结婚了，厂里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居室，跟妈妈一起住，因为老太太是劳模，儿子又是青年工程师。三口人住在一起，大伙儿都以为玛莎会渐渐地承认这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舒拉脾气真好，事事都依着婆婆。可这一点用也没有——玛莎认准了死理儿，一心等着他俩离婚。后来又生了小孙孙，玛莎更火了，而且把火全发在那无辜的孩子身上。
那可是她自己的孙子呀。哪听说过这种事儿？她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叫，称他为“狗娘养的”、“狗杂种”。舒拉实在忍受不了，就催着耶格尔搬走。开始他还不肯——毕竟是他的妈呀。可后来看这架式是没法再过下去了，就申请换房。那老太太就跑到厂里撒泼，到各科室委员会哭闹：“你们可要为我作主呀。我儿子和媳妇把我赶出了家门。”
于是他们把耶格尔叫了来，让他低头认罪，劝他别换房子了。最后耶格尔只好不再坚持了，收回了申请。可玛莎却不肯放过儿媳妇，“都是你挑唆我儿子跟我做对，小s货。”
舒拉受不住了，就跑到我们单身宿舍去祝可玛莎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知道耶格尔每天都去求舒拉回家。于是她就背着耶格尔赶快到房管处把舒拉和孩子的名字从住户的名单上销掉，随后又去告诉民兵纠察队：“她没登记就在单身宿舍住下了。”
民兵纠察队去找宿舍管理处的头儿，头儿告诉舒拉说：“对不起，我不敢惹民兵纠察队的人。他们天天来纠缠我们，你还是回你丈夫那儿去吧。”
舒拉无路可走，只好流浪到了街头。她身体还很虚弱，再加上心力衰竭，精神渐渐支撑不住了。最后，她抱着孩子，从施密特中尉桥上跳进了涅瓦河。已经没法救了。耶格尔·尼可莱契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治了一年，现在已经出院了。他恢复工作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在厂里出出进进就像个影子。他自己又找了间房，从家里搬出来了。你们以为玛莎会因此而悔过吗？没门儿。她虽然头发全白了，衰老多了，但还是执迷不悟：“医生会把耶格鲁什卡治好的，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一个有学历、工资高的姑娘。我辛辛苦苦地节俭了一辈子供他上学，哪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她一个人毁了全家。可这事儿一仔细琢磨，又觉得玛莎怪可怜的。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直到耶格尔大学毕业，都没见玛莎在厂里食堂吃过饭；她总是从家带块面包果酱或是人造黄油，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慢慢地啃。她从来舍不得花5毛钱买顿午饭或是买瓶酸奶。这不也是一场悲剧吗？
“唔，”尼尔娅接着说，“我觉得最坏的女人还是那些前妻们，我们单元里就有一个。”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认为前妻对前夫的行为最为恶毒，但她并没说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我们合居单元里有一家，夫妻俩带着个儿子。不客气地说：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后来两口子离婚了。孩子当然是跟母亲祝孩子的爸爸想看看儿子，她从不让他进家门：“你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她说，“只不过是个抚养费的担负者，人人都讨厌你这样的家伙。
你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我们提供生活费，不然就让你坐大牢。你对我们再没有其它的权力和义务了。“
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也不认识父亲。一天我在厨房听到这母子俩的对话：“妈妈，我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混蛋。”
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30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故事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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