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不得不帮范妮打电话通知她上海的家里。一个带着老派纽约腔的男人向他仔细询问了范妮的情况，非常冷静。然后，他拒绝了将范妮送回上海的建议，也拒绝了鲁通知在纽约的
亲属的建议。他要鲁用最快的速度将范妮的病历和证明材料寄到上海，由他们家里的人来纽约处理范妮的事。那个好象是从马龙。白兰度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文质彬彬，字正腔圆，但强硬坚决，不容分辩。鲁猜想，那个人就是范妮说的曾在纽约大学读电机的祖父。但是，他听上去更象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象马龙。白兰度演的人。他想起好莱坞电影里面对华人富豪和大班的描写，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又想起来白兰度抱着一只猫，扁着上嘴唇的样子，他怕自己真的惹出什么杀身之祸来。鲁这才认真想起当时范妮对他说过的家史，那曾经和美国人一起贩卖鸦片劳工到美国，唐人街都和她家有关系，后来又帮杜邦公司把化学制品卖到中国的家族，那个世代prador出身的家族，在鲁的印象里，有点象贩运从非洲贩运奴隶到美国的英国人，他们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吧。鲁胡乱地担着心。鲁知道，自己得努力按照他说的去做，只有范妮家有人到纽约了，自己才能算得到解脱。
于是，鲁放下自己手里所有的事，为上海能来人照顾范妮而奔波，甚至他以室友的名义写了证明范妮因病无法自理的证明，而且还去敦请精神科的医生为范妮开了一张无法独自旅行的证明，方便范妮家人的签证。当然，鲁也同时把范妮在纽约做堕胎手术的资料一起寄到了上海，那上面有范妮的亲笔签字，证明了她是自愿去堕胎的。鲁觉得自己这样做很聪明，他在邮局的桌子上，将所有的资料都装进防水的大信封里，用手拍了拍它，说：“i did not 。”
鲁从纽约打来的电话的时候，正是上海的深夜。上海正在秋老虎，热得整夜都必须开着电风扇睡觉。所以，全家人的房间门都开着，于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全家人。然后，全家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到了爷爷说的话，这是第一次，大家听到爷爷说的英文。在其他人心情复杂地赞叹爷爷英文的地道时，简妮第一个意识到，范妮出事了。她在gre书里见到过“产后抑郁症”这个词。
简妮的心激荡了一下，她马上轻声告诉在大床上的父母：“范妮发神经病了。”
“什么？”妈妈从枕头上抬起头来，诧异地问，“什么神经病？”
“她的孩子没有了。”简妮说，“她发产后抑郁症。”
这时，她看到爸爸“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简妮听到爷爷对鲁的吩咐，她的心突然剧烈地跳了起来，她马上猜到爷爷的用意，美国是讲究人道主义的国家，他们生癌的小孩，总统都会亲自邀请他到白宫作客，实现他的最后愿望。简妮认定，他们一定会给这样一种紧急情况的家庭马上颁发签证。这次，以范妮的名义，她是一定能够得到签证了！简妮的心跳得是那样急，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在拿到交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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