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焦虑使他难以容忍，因为他曾经借助症状避开过它。
所以焦虑的产生看来的确在先，而症状的形成位于其后，症状仿佛是为了避免焦虑的突然发作而产生的。神经病在儿童时期的最初表现是各种恐惧状态，我们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怎样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取代。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所以我们，应该到这种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理解神经病焦虑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经病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的问题，并成功地证实了神经病焦虑与现实焦虑之间的区别——他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两种焦虑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并且这种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各种恐惧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变为外部危险的方式，亦即神经病焦虑转变为明显的现实焦虑的方式。
为了简化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事物，我们假定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终是一些诱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他走在某条街上时被相遇的人们所唤起的。
于是，他就在恐惧中产生某种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诱惑情感变成某种外部情形。
通过取代作用，他以为自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个人当然能用逃跑的办法从外部危险中解救自己，但逃离内部危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早期关于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曾亲自表述了下述看法：尽管我们探讨所得的这些不同的发现相互间并不矛盾，但不知怎的，它们却不能够彼此配合。这些发现乃是：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焦虑似乎是曾带来过危险恐吓的以往事件的重演；焦虑为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务，而且是某种新危险出现的信号；它起源于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不能利用的利比多，同时，也产生在压抑的过程中；它被症状的形成所取代，似乎从精神方面被约束住了。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即我们没有发现那种能够把上述一切碎片聚集成整体的东西。
b在上次讲演中，我曾经把心灵人格分解成超自我、自我和本我。
这一分解也迫使我们重新选择在焦虑问题上的方向。
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住所1——即只有自我才可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的观点，我们建立了一种稳固的新立场，按照这种立场，某些事物将会呈现出新的外貌。
的确，当谈到“本我的焦虑”时，或者把忧虑（apreheivenes）的能力归之于超自我时，是很难理解这些说法的含义的。
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现实焦虑、神经病焦虑和道德焦虑——可以很容易地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对外部世界的、对本我的和对超自我的〔见第78页〕）结合起来。
对于这一事实中相应的合乎我们需要的成分，我们已经予以采纳了。
而且，伴随着这个新立场，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这一作用（顺便说一下，这种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变得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不再引人注目了。
另外，现实焦虑与神经病焦虑之间的关系出乎意料地显得明白易懂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
1在《自我与本我》将近结尾处，弗洛伊德用几乎相同的语言，第一次阐明了这个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中也有几处讨论了这一观点。以后关于焦虑比较重要的见解，则是后期研究的结果。——英译注。
不再引人注目了。
人们还将注意到，较之对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简单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显然是复杂的情况获得更好的认识。
我们最近一直在研究从某些恐惧——我们将其归类为焦虑性歇斯底里——中产生焦虑的途径。
我们选择了若干病例，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加于从俄底浦斯情结中产生的各种愿望性冲动的典型压抑。
我们本来希望发现，上述情结就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利比多精神专注（libidinalcathexis），这种精神专注曾通过压抑转变成焦虑，后者又接着表现为症状，并依恋于作为母亲替代者的父亲。
我无法向你们表明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
但我可以充分说明，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它与我们的期望正相对立。我们发现，引起焦虑的并不是压抑；焦虑早在压抑之前就存在了。相反，是焦虑造成了压抑1。但是，已有的焦虑可能是哪一种呢？它只能是面临具有威胁性的外部危险的焦虑，即现实焦虑。
男孩的确是在面对他的利比多要求时体验到焦虑的——在这种场合，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恋爱中——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病焦虑。
但是，这种恋爱中的利比多要求是作为一种内部危险出现的，而男孩必须放弃母亲这个对象来避免这种危险，因为它莫名其妙地召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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