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不能把他的忌妒之心说成是不合适或不明智的；我曾预先告诉过他：一旦外国学生或病人回到维也纳，我对他的分析和接触便可能结束。
事实上，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
但至此我们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分析研究：对同一时期中提出的三个孕育于相同动机的联想做出了解释。而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即：没有思维传递能否形成这三个联想？这个问题在这三个联想的每一个中都出现了，因为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毕能否知道福西斯医生刚刚对我进行了首次拜访？他能知道我在他的公寓里所访问的那个人的姓吗？他知道琼斯博士写了一本论述恶梦的专著吗？倘若都不能，那么，他联想中所显示的难道仅仅是我关于这些事的了解吗？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肯定思维传递的结论，就取决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后两年问题更容易处理。我去他公寓拜访一事，乍看起来很能表明毕不知道我访问的是谁。我敢肯定，在我简单而开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时，我没有提到任何姓。我认为，毕绝不会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我倒相信，那个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这件事提供证据的上述价值被一个偶然情况完全破坏了。我去公寓里看望的那个人不仅仅叫“freund（弗洛伊德）”，他还是我们大家的忠诚的朋友1。
他就是安东。冯。弗洛英德（freund）医生。他的捐款使我们有可能创建出版社。他的过早去世以及我们的同事k。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临于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灾难。因此，我有可能对赫尔。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friend〔freund〕。”
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
1德文词“freund”的意义是“朋友”。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英译注。
于恶梦的专著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毕竟可能对赫尔。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这话可能在1919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我对他说出“”甚感惊讶。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有时也怀疑一下我们的怀疑主义是有好处的。
可能我自己就有一种关于神奇事物的隐秘的倾向，因而会制造一些神秘的事实。
尽管我们如上所述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但另一种此类可能性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最难对付。假定赫尔。毕知道有福西斯医生，也知道我期望他秋天来维也纳，但如何解释他恰恰在福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在福西斯初次拜访之后不久，便知道他来了呢？我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亦即不必加以解释。但是，我阐述毕的其他两个联想，以便表明毕确实对我的访问者心怀忌妒意识，其目的恰恰在于排除偶然性。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假定：毕观察到我显得特别激动（我自己对此固然毫无所知），并由此作出推论；或者，毕虽然是在英国人走后十五分钟到达的，但在他们两人都经过的一条街上碰见那个英国人，毕通过英国人特有的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强烈的忌妒状态中以为：“哦，那就是福西斯医生；他来了我的分析也就告终了！他说不定就是刚从教授那里回来的哩。“
我不可能再推进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
我们又落得个“没有证实”的结局。
但我应该承认，这个实例倾向于肯定思维传递现象。
此外，在分析的情形中，经历过上述“神秘”事件
喜欢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请大家收藏：(m.sebook.win),末日代码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