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际上不足万人，可我20余万东北军却受“不得抵抗”命令之束缚，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想当初张少帅决定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赵镇藩是打心眼里拥护的。归顺中央，全国抗敌。我东北有了全国作后盾，还怕日本人再来染指？！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归顺，到头来却归来个“不得抵抗”，那还有什么归顺之理，这道命令使他在愤懑中备感压抑，更令他焦急。眼下日本人战刀磨得雪亮，可我们都在干什么？
近两个月来，日本人从东北军眼皮底下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一车车用蓬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从奉天南站卸下，运进日本兵营。而且白天、黑夜不停进行攻击演习，矛头直指奉天城和北大营，使奉天四围充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的火药昧。赵镇藩心里很清楚，这决不是日本人在向东北军示什么威。日本人早已认为他们够威风的了。那么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这么细细地一想，他那颗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实了。随之而来的焦灼忧虑之情常使他彻夜难眠。
8月，7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局势和可能对策。一天会议下来，结果令人堪忧：奉天事变必定发生。为此，旅长王以哲带上材料，亲赴北平，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请授应对之策。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车就直奔少帅养病之处，协和医院一间宽畅奢华的地下室。
张学良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又像是在思考着，“……少帅，综合来看，奉天事变指日可发。现在关外兵力空虚，关内各军却拥兵自重。一旦事变发生，日本由朝鲜、日本海运兵力，恐我东北军各部难以抵抗，甚至有兵败之虞。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有负国家、有负东北父老？所以请少帅考虑，是否可由关内调回一部分部队，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满面的张学良才开口道：
“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力避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万事不得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不发一兵一卒，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
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大帅几十年风风雨雨创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c手东北事务吗？而且大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王以哲虽不能说草莽出身，但毕竟身在关外，尚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那种互相缠绕、互相挚肘、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也不可能了解到，攻于心计的蒋介石为迫使张学良俯首听命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权谋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张学良当时的苦境。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听老蒋的。我虽为一人之下，可这一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该清楚，迈过他能行吗？眼下我已派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总司令，老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其实张学良当时对蒋的俯首听命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5年后他能在西安发动兵谏，难道眼下就不能迈过蒋介石，给东北军一个灵活应对的权限？更何况他当初归服南京，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并不愿把东三省的实际权力真正交还中央。而且就他本人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什么力量打动他的心，他是决不会拿东北，拿东北军，也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么大的赌注来冒这么一场风险的。
那么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呢？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的东北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饰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已完全听不进去了。其次，他感受到了蒋介石这颗巨树的荫庇。
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历来不把他小六子放在眼里、图谋倒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终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辞，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2个月，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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