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伊始，他就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针，力图首先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树立一位在国内深孚众望、能一呼百应的强硬的政治人物。
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着，并艰难地协调着同军人、财阀、政客等各方的关系：同时他也倾尽全力谋求迅速消除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y影，指望首先把经济颓势扭转过来，再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帝国国防，最终彻底解决满蒙悬案，实现帝国霸业。
为此，他继续留用前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继续着“协调外交”。
最初的一个多月，各方局面尚好，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
但进入夏季后，中国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对他越来越不利的变化。
先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国权，冲击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引发了日本人对内阁协调外交的不满。
“万宝山”事件更使主张先外后内的军人、强硬派政客和右翼势力联起手来，在满洲和日本本土公开与若规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中主张强硬的人数日渐增多，民众舆论也变得对他日益不利。
“中村事件”曝光后，随着日本人在谈判上的日渐被动，国内强硬派反对内阁的浪潮达到顶峰，民众也被政友会、内阁中强硬派、军方，甚至右翼势力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若规内阁。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协调外交就此算是破产了，而他先内后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针和规划也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刚出港湾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触礁搁浅了。
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他不得不静心反思。
这才发现，自己所以这么快就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国民之所以被军国主义鼓噪得有些歇斯底里，根本在干他们希望的帝国的军靴能随意踏向东亚的各个角落，帝国能成为东亚及至世界的主人。
他们更希望人人手中都能马上有笔丰厚的财富，而不是他的长远计划、蓝图，他们只需要眼前的利益。
若规无力地注视看形势的发展，心中充满遭受挫折的凄凉。这使他不由得怀念起过去的美好瞬间。
1930年4月，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若规在征得内阁伺意后，在伦敦条约上签了字。回国时，他像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一般，受到了狂热的日本国民的欢迎。那时的日本国民，主张和平论的人占据着统治地位。
他怎么也想不通，仅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治气候就完全调了个儿。还是那些曾衷心希望和平的国民，现在却开始狂热地鼓噪起战争来。
这时他内心里不由地发出一阵感慨：日本国民多么易受煽动啊！
尽管若规也有着解决满蒙问题的宿愿，但他毕竟是日本内阁的首相，他必须考虑一旦采取强硬措施，日本可能对各方造成的影响和面临的局面。
反复权衡，他觉得眼下还不是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所以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更应该慎重。
但舆论的冲击他也不能不考虑，因此他决定策略一些，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南次郎的发言已近尾声，台下的阁员已被南次郎的话引得颇为激愤。
这时，南次郎抓住时机、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早已在军部定下的“关东军行动适时，应予支援”议案。他认为此时头脑发热的内阁成员们无疑会投上令他满意的一票。
谁知节外生枝，外相币原接下来的发言不但把南次郎的美梦打个粉碎，还使他万般尴尬，下不了台。
关东军不把日外务官员放眼里
外相币原是带着一腔怒气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
一清早，币原与往常一样做完户外活动后，开始了早餐。边吃饭，他边毫不例外地翻开了今天的早报。但今天的报纸却令他早饭也没吃成。报上的号外以特大号字写道：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我关东军全面还击，日中两国开战！币原既感到震惊，又感到气愤。惊的是满洲怎么一夜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而他作为日本外相，此前竟毫无所知。怒的是他再受到的冷落。作为外相对这么大的事竟然需要靠报纸来了解，那他与普通国民还有什么差别。盛怒之下，饭也顾不上吃，他起身便直奔外务省。
这时，外务省已忙做一团。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正陆续发至东京外务省。
第一电曰：“因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议决，职即以电话告知板垣，谓中日两国并未开战，中国又采取不抵抗，宜即停止，避免不必要之伤害。板垣答称：此事涉及皇军权威，军方决定彻底解决。职之提议，为军方所拒绝。……”
第二电：“从满铁全线军队同时出动这一点综合观察，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职已托满欣总裁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
第三电：“军方独断与不法行动，已使职失去抗阻之力。”
第三电所说“不法行动”，是指奉天林岛总领事劝阻军方不成反受威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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