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连续几日载文评论山海关失陷，文中讥讽道：“中央知道榆关（山海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对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豫不决，还是那一套旧文章，电令日内瓦我代表报告国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责任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大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丢掉。报告国联，1年零3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察，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子，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
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剿共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红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红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共。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围剿”中共，蒋介石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份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共”之责。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共，中央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中央军抛出点儿兵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剿共”，无论两广军与红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介石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红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就像个狡诈的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险恶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在几乎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次日，陈济棠把黄绍请到家中。几句寒喧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字），我们是十几年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这一将点得黄绍颇感惊讶，一愣神间，陈济棠笑着说道：“我想一定是的，蒋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呢？”パ劭闯录锰囊芽创┝艘磺校黄绍只得无言地苦笑着，表示默认。
蒋介石见陈济棠死活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一面广造舆论，诋毁两广军队，一面调来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刘勘第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张学良却不知道蒋的心思，还着实激动过一阵子。
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夺占山海关后，曾向石门寨等何柱国主阵地作试验性进攻，但被击退。见中国守军防守严密，而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裁决又到了最后阶段，日军便暂停在山海关一线。
政坛诡谲，少帅泪洒保定宣布下野
1932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中国。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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