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片，涌上来很多事情，多数是小时候的，还有他和柳姨的婚礼，而对他和母亲的婚姻，似乎没有任何印象了。他虽然严厉，但对我，一向是很疼爱的，只是我拒绝接受。
他躺在监护病房里费力的呼吸，周围除了家人，另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生人，是律师。他很理智。律师读了他的遗嘱，他听着，微微点头，他的体力都不够他说一句像“对，这就是我的意思”这样完整的话来，甚至目光都有些涣散。他把他的家产平均分成了七份，柳姨，涧雪，水含，笑之，雁文，我，还有年年，各一份。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年年和雁文从法律上讲，和他都没有关系。我明白他的用意，等于是我一个人占了七分之三。这样算，加上自己在“长风”原有的股份，我能够买下这医院的四分之三了。我觉得可笑，奇怪柳姨竟然能服从这样的分配，没有二话，只是握着父亲的手不断的垂泪。
他实在不能坚持几天了，姑姑和大伯每天都打电话过来问，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都不能赶来，电话里两位老人也不胜唏嘘，让子女们过来探望，大伯的小儿子就在我和雁文的家里借宿，我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了，他是个相当斯文的大学讲师，比我还要小两岁，姓李名印歉，我叫他阿歉。
“家里有个小孩子，是雁文的妹妹，你不介意吧？”我问他。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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