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城市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唐代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生活及民风习俗上的各类消费内容，在唐代市民的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受到其消费水平、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唐代城市消费结构上，存在着这样两个较大的特点。
1.不同的消费水平有不同的消费结构
对于高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来讲，在追求衣食住行方面的高标准的同时，精神生活消费项目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加大。比如唐代中后期在一些大城市盛行对花卉的消费，尤其是对牡丹的追逐和欣赏。[31]白居易一首《买花》诗，生动描绘了京城富贵人家为买花一掷千金的狂热：一丛颜色浓艳的花，其价值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出的赋税额，但
富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执迷不悟”。再如唐人对书法绘画的情有独钟。对书画的搜购收藏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因而绝对属于一种高雅的奢侈性精神消费。中唐至盛唐时期，仅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就有窦瓒、席异、潘履慎等近三十位收藏家，其中除一僧一道外都是朝中要员，陌田万顷的财力和审美愉悦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购求书画，从而成为“蓄聚宝玩之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也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种需求。在物质方面，唐人尤其注重构建住宅园林，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就是：“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10](卷8《李义琰传》)。如果说构建豪宅是财富地位象征的话，修建园林别馆则多了几分娴静雅致的情趣。当时城市中“权贵们利用权势，大奢钱财，尽行土木之能事(购建别墅)。他们重视别墅的诗情画意，置石垒山，凿池引水，亭台楼阁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他们更注重建墅意境，把有限的空间形成景生象外、壶中天地之势，不亚于皇家园林的气魄。”[32]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33](卷下)，建造得更加绮丽秀美，宛如人间仙境。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们所拥有的这种园林性质的别墅，在大城市的城郊或者名山秀水之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奢侈性精神消费。
相比之下，衣、食、日用品等物质消费项目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对他们而言，对食物的消费需求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所具有的果腹效用，他们追求的是衣食物品的档次与自身身份地位的匹配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正如凡勃伦在谈到银汤匙和铝汤匙的区别时，替有闲阶级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使用和欣赏一件高价的而且认为是优美的产品中得来的高度满足，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是出于美感名义之下的那种高价感的满足。”[34](p93-94)用这段话来解释唐代的官员贵族和富商们对高消费的追求，是比较贴切的。
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消费群体而言，消费结构中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无疑是第一位的。如卖炭翁那样的低消费水平，吃穿等生存意义上的消费几乎占了全部，娱乐等精神消费项目对他们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对于能够达到丰衣足食的那部分消费群体来讲，随着购买力的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会提高，于是就开始效法上层社会的消费风气，改善物质消费的质量，增加精神消费的比重，由此导致了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升级。这是消费风气上“上行下效”的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比如有学者对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分的变迁做了研究，认为初唐至盛唐(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年间)，绘画消费群体从皇室向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35]文人士子阶层踏足字画这一高雅的精神消费，在满足精神愉悦的同时改善了自身的消费结构。即使没有那样的财力和情趣，在基本衣食满足后，精神需求也会上升。唐代市民广泛参与乐舞、围猎、郊游、击球、斗鸡等休闲娱乐活动，有的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城市中娱乐行业的大发展正说明了市民们精神消费的活跃。
2.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各有特殊性
职业不同，直接导致收入的分化，有多有少，社会地位也就有了差别。不同的阶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而表现在消费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举出一些社会的特殊阶层来分析一下他们在消费结构上具有的特点。
(1)官僚贵族。在官场上沉浮，官场交际消费是在所难免的。玄宗时，杨国忠子弟“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20](卷下)。杨国忠权倾朝野，其子弟仍需耗费财力“以奸媚结识朝士”。到中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各级官员用于跑官求官、上下打点而进行的官场消费更加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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